位列今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的“去产能”,如同一把悬在空中准备剔除赘肉的利刃,使那些长期依赖政府补贴、银行续贷而苟延残喘的“僵尸企业”,真切感受到“大限”的步步逼近。

　　众所周知,这些债台高筑、冗员充斥、有名无实的僵尸企业,大多深陷“活不起”也“死不得”的困局,已恶化为拖累经济增长、吞噬市场活力的“毒瘤”。随着各地“去产能”力度不断加大,加快“僵尸企业”清退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

　　为此,新华每日电讯评论部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何帆、新华社记者刘荒,围绕“僵尸企业”清退等热点问题进行对话。从学者独到的理论见解,到记者深入的采访观察,他们或见仁见智,或互为补充,通过深度剖析“僵尸企业”的生存逻辑,为妥善处置“僵尸企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嘉　宾: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刘荒(新华社高级记者)

　　主持人:易艳刚(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

◎“僵尸企业”就像锈掉的齿轮,无法顺畅地转动。一旦企业的齿轮被卡住,宏观经济的齿轮也终将停止转动

　　◎银行才是造成“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源

　◎丧失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如同经济血脉中不断渗透和迸裂的“出血点”,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还极易引发金融风险

　　◎如果说“僵尸企业”是深化改革的“硬骨头”,国有“僵尸企业”就是社会稳定的“马蜂窝”,处置中普遍存在“等一等、别惹麻烦”的畏难情绪

　　“僵尸企业”:到底还能活多久?　　　

　　主持人:请两位嘉宾给“僵尸企业”画个像,帮助人们认清它的模样。

　　何帆:按照牛津大辞典的解释,“Zombie”(僵尸)一词来源于西非刚果的方言,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效率低下、扭亏无望的企业,它们本来早就应该关门死掉,但由于地方政府或银行救助又得以复活。

　　20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破裂,为控制不良贷款激增,日本银行业决定继续为濒临倒闭的高负债企业提供资金。此举虽然避免了金融危机,却让这些企业成了“僵尸企业”,拖累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也出现大量“僵尸企业”,连通用汽车公司都启动破产程序。近几年,中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大批“僵尸企业”挡住经济转型之路,必须尽快妥善处置。

　　刘荒:由此可见,这种市场机制被扭曲的资源错配现象,既非中国独有,亦非国有企业所独有。如果从词语本义分析,西方文化中没有东方的“僵尸”,东方文化里也没有西方的“Zombie”。在中国文化语境里,“僵尸企业”更像认知能力完全丧失的“植物人”,一旦拔掉维系生命的各种管子,很快就会咽气死掉。

　　自年初以来,各级政府纷纷祭出去产能的“撒手锏”,但“僵尸企业”究竟还能活多久,恐怕没人能说得清。这些长期依赖银行续贷、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生存的“吸血鬼”,照样还会拿“死账”和“活人”当筹码,重新上演有惊无险的生死博弈。这种“无绑架,不僵尸”的勒索社会特征,与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早期定义的“僵尸企业”概念相吻合。

　　何帆:目前,人们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识别“僵尸企业”。首先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官方标准——不符合国家能耗、质量、环保、安全等标准,连续亏损三年以上,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其次,由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提出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的企业”的方法。这种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

　　另外,由经济学家Caballero、Hoshi和Kashyap共同提出的方法,简称“CHK方法”。由于“僵尸企业”往往会受到来自银行的支持,因此识别“僵尸企业”的关键,是找到哪些企业得到了来自银行的鼎力扶持。他们将最优利率与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进行对比,而那些实际支付利率比最优利率还低的企业,就有可能是“僵尸企业”。

　　刘荒:除了中央企业由国资委负责外,各地“僵尸企业”的摸底排查工作,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完成。这种自行认定方式仍属于行政手段,虽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但易受政府和部门的自身利益、短期目标所左右,造成“僵尸企业”定义模糊、标准不一。

　　记者调研中发现,有的部门将注册未开业或自行停业的休眠企业当成“僵尸”、有的大企业把专为投标注册设立的“空壳”公司视为“僵尸”、有的地方将三年无所得税入库的市场主体看作“僵尸”……不仅底数不清、数量成谜,多数地方政府对谁是“僵尸企业”更是讳莫如深。

　　“大家都喊着‘去僵尸’,没见哪家企业承认自己是‘僵尸’!”一位地方官员向记者感慨地说,“僵尸企业”清退意味着恢复市场机制,谁是“僵尸”应该由市场说了算,不能让政府决定谁“死”谁“活”。

　　主持人:根据你们的研究与经验,哪些行业和地区更容易出现“僵尸企业”?

　　何帆:我们以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五种原则性方法和四种综合性方法,对2007年至2014年国内僵尸企业的规模进行测度发现,截至2014年底中国上市公司中大约有10%的僵尸企业。这个比例与此前有媒体采用董登新教授的评估方法,得出A股市场有266家僵尸企业的结果基本吻合。

　　从产业分布规律来看,“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一是与经济周期相关的资源型产业；二是钢铁、煤炭、造纸等产能过剩产业；三是应倒闭而没有倒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四是数量多、基数大,比例不高的房地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这些产业更容易出现“僵尸企业”。

　　从地域分布规律来看,西部地区企业更多靠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因而“僵尸企业”出现比例更高；东北三省、山西省,无论是从政府还是银行角度考察,出现“僵尸企业”的概率都比较高；出乎意料的是中部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河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出现比例高于东部和发达地区。这些“僵尸企业”出现数量较多的地区,主要是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刘荒:这个分布规律的研究非常必要,有利于从国家层面完善政策配套体系,各地可根据产能过剩行业、经济落后地区和国有“僵尸企业”的难度和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有序,提高“僵尸企业”处置效率。

　　在以煤炭、钢铁、石油等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重畸高,去产能的任务重、难题多、责任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目前,除对占有矿权的“僵尸企业”加快淘汰退出、集中清理休眠企业外,一些地方对负担沉重的国有“僵尸企业”,不仅不肯“动刀子”,甚至不敢“戴帽子”,生怕把“睡着的孩子拍醒了”。

　　类似这种既未公开“僵尸企业”底数,也未提出市场清退任务的现象,显然不符合“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的要求。东北三省部分受访官员认为,如果说“僵尸企业”是深化改革的“硬骨头”,国有“僵尸企业”就是社会稳定的“马蜂窝”,大家普遍存在“等一等、熬一熬,别给自己惹麻烦”的畏难情绪。

　　何帆:事实上,一些“僵尸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和地区,恰恰是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和地区。我们采取“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两种分析框架测算发现,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

　　这个结论主要源于我们的对比推断:一是国有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二是国有“僵尸企业”占所有“僵尸企业”的比例。结果显示,国有“僵尸企业”占所有“僵尸企业”的比例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占所有企业的比例,国有“僵尸企业”实际数量始终大于理论数量。

　　刘荒: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转型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软预算约束”理论,认为源于国家“父爱主义”的投资饥渴症,会催生国有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一些无望恢复生机的国有企业,因得到政府隐性担保而免于破产倒闭,成为国有“僵尸企业”的早期版本。

　　今年4月中旬,广东省率先出台国有“僵尸企业”出清重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明确到2018年底基本实现市场出清。据权威部门统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广东省国有“僵尸企业”共3385户,涉及在职职工66802人,退休人员57855人。

　　与此前国资委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主体任务,到2020年前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以及山东、甘肃、河北等省份去“僵尸企业”的目标和措施相比,无论是企业户数、职工人数、资产负债等数量和措施都更为详细具体,因而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大限将至:究竟谁是“保护伞”?　　

　　主持人: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看,“僵尸企业”的具体危害有哪些?

　　何帆:“僵尸企业”的存在制约了新兴企业崛起,使得创新动力逐渐丧失,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严重阻碍生产率提高。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就像三个互相联动的齿轮。只有企业充满活力,行业才能蒸蒸日上；只有行业蒸蒸日上,经济发展才能大展宏图。然而,“僵尸企业”就像锈掉的齿轮,无法顺畅地转动。一旦企业的齿轮被卡住,宏观经济的齿轮也终将停止转动。

　　一般而言,行业的产能水平需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市场需求减少意味着落后产能首先被淘汰,随着落后企业不断倒闭,落后产能逐渐减少,直到行业产能与市场需求再次匹配为止。“僵尸企业”的存在会打断去产能过程,它们在市场需求减少时没有被淘汰,客观上加剧了产能过剩。这部分多余产能并不是因经营需要而出现的,而是“僵尸企业”阻碍了行业去产能的过程。

　　当行业不景气时,产能过剩加剧,产品价格跌跌不休,企业承受着更大的经营压力,甚至有可能出现全行业亏损。“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够挤垮好的企业,是因为它们更能承受亏损。好企业不断退出,银行的优质客户逐渐减少,银行只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僵尸企业”,造成的终极危害是劣胜优汰。

　　如果描述这个恶性循环的形成过程,即“僵尸企业”拿到钱——好的企业被淘汰——银行没有好的项目——“僵尸企业”拿到更多的钱。最终,“僵尸企业”大行其道,银行反而成了“僵尸企业”的附庸,银行成了“僵尸银行”。整个经济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衰退。

　　刘荒:这些丧失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无谓地消耗着大量资金、人力、技术和土地等要素资源和市场空间,如同经济血脉中不断渗透和迸裂的“出血点”,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还极易引发金融风险。

　　如果从表面上看,对“僵尸企业”的救助是输血续命做善事,结果往往却是扰乱市场秩序的风险递延。由于政府补贴所形成错误的激励机制,使一些原本偿债能力低下的“僵尸企业”,变身为财务和信用双重软约束的借贷者,不仅破坏全社会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也助长了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

　　一个大型“僵尸企业”的破产,可能会危害到供应商、购买商,甚至整个产业链。它不仅造就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逆淘汰机制,还通过传染和蔓延,使整个行业变得死气沉沉。在钢铁、有色、煤炭等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已经出现全行业亏损的局面。一些钢铁企业利薄如纸,“卖一吨钢铁的利润买不起一根冰棍”的说法并不夸张。

　　主持人:既然“僵尸企业”如此“罪不可恕”,为何不将其从正常经济肌体中清除?

　　刘荒: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公平竞争条件下的优胜劣汰。如果市场刚给“僵尸企业”下达“判决书”,地方政府或银行又为它们发布“赦免令”,说明企业“生老病死”受非市场因素干预过多,市场出清机制失灵。

　　何帆:从国际经验来看,银行才是造成“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源,也是“僵尸企业”最核心的盟友。银行若想消灭“僵尸企业”,方法非常简单,停止给这些企业提供贷款就行了。

　　然而,这些银行从一开始就知道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也知道再怎么努力也救不活它们,为什么又要如此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去救呢?不要以为银行都是“救世主”或者“冤大头”,它们有自己利益考量和救助逻辑,远非普通人所能看懂的。

　　一般来说,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产能过剩行业要想出现转机,就必须有一批企业垮掉,让产能恢复到合理水平,企业盈利水平才能提高。因此,产能过剩行业的竞争逻辑不是比谁的生产率更高,而是比谁能活到最后——“剩者为王”,谁能活到最后取决于这些企业承担亏损的能力。

　　企业自己不想垮掉,银行也不希望自己的客户垮掉。这时候真正在打擂台的就不只是企业了,还有企业背后的银行。银行都希望自己的客户能够成为“剩者”,自然就会不断给这些企业放款了。

　　银行之所以愿意帮助“僵尸企业”,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不良贷款出现损失。从理论上来说,只要银行持续不断地给“僵尸企业”放贷,企业就可以借新账还旧账,该交多少利息交多少利息,“僵尸企业”问题在银行财务报表中也不会很快体现。这样“僵尸企业”既能从银行续贷中吸血续命,又可帮助银行掩盖不良债权数据的真相,若能熬成“剩者”出现转机,又何乐而不为呢?

　　刘荒:除了银行为规避不良债权持续输血续贷外,地方政府为“僵尸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持经济繁荣、就业充分和社会稳定的局面,不愿意“僵尸企业”关闭及破产重组,有的不遗余力地进行“输血式”救助,有的通过行政手段阻止企业破产,幻想“拖一拖,企业就能活下去”。

　　由于“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债务谁来担”的现实困扰,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企业一旦关门破产,职工安置、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等各种刚性支付压力,就得全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地方财力往往捉襟见肘,无力承接。在尽其所能提供各类“补贴”基础上,利用政府权力和信用向银行施压,促使其继续对“僵尸企业”续贷输血,自然成为各地政府的优先选择。近来,为了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一些政府部门还多次牵头组织煤炭、钢铁、水泥等本地商品销售订货会、供需对接会,大多要求本地企事业单位采购本地企业产品,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抬头。

　　河北省邯郸市一位民营钢铁企业的负责人坦陈,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如果钢铁价格持续走低或银行继续抽贷,用不了几个月,很多民营钢铁企业都变成“僵尸”了。对于各地现行按相同比例或生产天数,调减钢铁企业产能的行政做法,他认为不如以企业盈利能力和负债水平为标准更有针对性。

　　“由行政指标砍掉的产能,不能算市场出清!”一些民营钢铁、煤炭等企业负责人呼吁,要依靠市场机制“去僵尸”。

　　市场出清:“放手”如何变“抓手”?

　　主持人:对于那些兼并重组困难的“僵尸企业”,应该救企业还是救职工?

　　刘荒: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过去,我们习惯于把企业与职工当成一个整体——不分彼此的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国有企业更是如此。因此,保企业就是保职工,救职工也是救企业。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和机制的完善,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随时有可能被淘汰出局,救助僵尸企业的方式不断面临新的挑战:继续输血就会掉入“无底洞”,金融风险上升拖累经济增长；停止输血就会捅破“马蜂窝”,企业倒闭破产影响社会稳定。这也是僵尸企业对社会具有勒索绑架特征的成因所在。

　　我们透过僵尸企业发现,企业落后生产能力的背后,是职工脆弱的生活能力,也就是单一的劳动技能。因此,只有提高职工的劳动技能,才能真正去掉落后的过剩产能,“社会政策要兜底”的政策意图,就是要为这种衔接和过渡提供制度保障。

　　企业生死由市场说了算,失业转岗政府要托底。把企业与职工分开,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就清晰了,保企业还是保职工的顺序自然就出来了。如何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真正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远非关闭亏损企业那么简单。

　　何帆:在美国、欧洲,传统制造业都经历过去产能,最快的也要十几年,我们如果打算在3年到5年完成,时间比较紧张,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前上海纺织工人下岗,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上海是产业结构多元的大城市,能够消化下岗工人。此次“僵尸企业”多出现在中等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第三产业薄弱,工人难以转移。

　　从域外经验来看,对僵尸企业也不必过于恐慌。日本在2001年的时候,按照其计算方法,僵尸企业比例很高,到2004年,比例降到10%。由于自身调整或者市场环境的好转,有很多僵尸企业复活,而且活得很好。第一,随着经济复苏,“僵尸企业”慢慢减少；第二,让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其自救能力很强,自救途径主要有裁员、卖厂、减少分红等等,更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给予鼓励,让企业做起来更顺利一些。

　　虽然不必过于紧张,但也不能忽视。宏观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本身经营困难,我们讲的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都会给企业增添压力,有可能触发螺旋形下降,去杠杆会使资产价格下降。尤其要强调的是,政策底线应该是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

　　刘荒: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背着抱着一边沉,花的都是相同的钱；但其实有时候背和抱不一样,如果用社会保障兜底的方式,逐渐建立起市场机制,可能花同样的钱,未来得到的效果不同。

　　所以,地方政府在僵尸企业处置中,要把“放手”当“抓手”,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才能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政策不走样、不变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主持人:在治理“僵尸企业”过程中,政府、银行和企业应如何有效互动?

　　何帆:去产能的主语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要创造一个机制,让企业能裁员、能卖厂、能减少分红。要做到这一点,在税收上应给予支持,债务上给予支持。去产能去得多肯定有损失,如果去的好,银行根据好坏给予支持。一部分分出来的工人,政府应该承担,企业更要走出去。

　　刘荒:近期,我也去过一些大型国有煤炭、钢铁企业,相比之下去产能的压力比民营企业要小,主要采取减员增效的改革措施。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很多煤矿、钢厂减员分流的都是所谓的劳务工(有的企业叫协力工),而真正的冗员要减掉却很难。这些劳务工基本都是国有企业里的“主力”,大多从事苦累脏险的工作。如果把他们全部清理走,一来企业很多工作没人想干、没人会干；二来过去安全事故责任都是由他们所在的劳务公司承担,企业不想担这份责任。

　　何帆:银行应该先背着一些坏账,再想办法把银行的坏账处理好。原先风险管控规则要搞得更明确,防止新的“僵尸企业”出来。原来出现“僵尸企业”的原因之一,是对抵押品的估值过于随意,估得过高；未来的现金流有贴现,弄很低的贴现率,把账做得很漂亮。日本大藏省当初处置“僵尸企业”,出很厚的手册,估算现金流全部都得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做,中间不能互相套利。如此银行的坏账肯定会提高,提高了之后就要再想办法,先把企业债转到银行；债转股一定程度上管用,想办法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等进行资产证券化,可能以后银行发展最快的业务就是处置不良资产。

　　刘荒:各地民营钢铁、煤炭等企业负责人反映,对于资产负债率低、盈利前景好,符合产业转型政策的项目,国家应该给予支持,银行也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再干“晴天送伞,雨天收伞”这种事儿了。

　　何帆: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又去产能去的过快,可能出现螺旋形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