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农民坚称土地征收中有明显的不公正，一面是基层政府不断重申征地的合法性；一面是拆迁户死守土地，一面是执法人员强行突进……这一轮征迁矛盾的症结究竟在哪？暴力拆迁暴露了什么？
土地矛盾高发，５年受理违法线索５７万件
一个地级市的违法占地有多严重？平均每天３起！８月１日，河北省邢台市市长被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公开约谈。仅２０１３年一年，邢台市就被督察发现有９６０宗违法违规占地。未报即用，违规抵押，土地出让金收支管理问题重重……这样违法占地，在全国有着相当的典型性。
全国的征地拆迁问题有多严峻？统计显示，截至今年６月底，国土资源违法举报电话“１２３３６”开通５年，受理违法线索５７万余件。国家信访局统计表明，征地拆迁问题始终占全部上访案件之大半。近年来群体性冲突事件中，有一半与土地问题相关，大部分为征地拆迁引起。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古老的黄河到绵长的贺兰山之间的肥美原野，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土地督察发现，就是在这里，贺兰县所谓“宁夏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法违规征收集体土地３．４４万亩，其中基本农田５３８０亩，违法的恶劣性可见一斑。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两年，随着东部地区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中西部的一些地方，唯恐赶不上圈占土地的末班车，把目光聚焦在各种经济产业园区上，一些工业园、物流园来路非法、去向不正。
河南省永城市违法占地１２００余亩，拖欠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近１．３亿元、社保费用２９００万元；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近两年３０个批次征收土地，上千万元被征地农民的社保资金不落实……
“部分地区忽视甚至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相当于给未来‘埋雷’。”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说。
新一轮征迁矛盾的焦点问题，是早期征而未用，现在收地引发村民要求增加补偿；征地后改变土地使用性质，村民要求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专家表示，以广东乌坎等事件为例，土地出让五至十年后，矛盾积压、爆发，再倒逼政府纠错，“代价就太大了。”
变种拆迁“权大于法”，“因公违法”问责乏力
暴力拆迁频发的背后，凸显的是拆迁的暴利。“‘征你一头牛，补你一只鸡’，这样的‘生意’多‘划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表示，几万元征收农民的土地，转手就是上百万。农民对土地的话语权得不到尊重，吃亏的就永远是农民。
２０１３年５月，国土资源部下发禁止“暴力征迁”的紧急通知，然而，一些地方无视禁令，屡闯红线，黑保安、社会闲杂人员等参与暴力征迁激化矛盾。
山东平度事件中，当地村民反映，曾有近两百名不明身份者凌晨闯入涉事的金钩子村，将居民的房屋用挖掘机强拆，熟睡中的村民被强行抬出。在东关村，也有上百名村民因反对征地遭殴打。
今年５月，广西柳州“暴力逼迁”案宣判，１２名涉黑犯罪嫌疑人最高获刑１５年。自２０１２年２月份以来，该组织实施暴力动迁，引发报警９５次，搞得人心惶惶。
土地违法案例尽管原因各异，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滥用权力干预经济活动，侵犯农民财产权利，几乎是所有征迁冲突的根源，由此导致的征地拆迁“权大于法”问题重重：一些党政负责同志挂帅“项目办”，滥发红头文件推动征地拆迁……
失法必然无度。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政府为公共利益才能征地。滥征乱迁事件中，往往是行政权力直接介入土地征用、项目施工等经济过程，激化干群矛盾，影响社会稳定，而且为腐败滋生提供土壤。
问责“走过场”、处罚“一阵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重光等专家认为，问题拆迁的背后，暴露的是一些地方干部在“为谁发展”的理念上昏了头，发展地方经济饥不择食，罔顾农民利益，对暴力行为姑息纵容，甚至是保驾护航。
土地增值需让“红利”更多惠及于农
土地违法行为向犯罪“升级”的趋势必须引起高度警惕。曾业松表示，坚决遏止农村暴力征地拆迁，严格问责的背后，就是要给一些党政部门和相关干部戴上“紧箍咒”，不能纵容任何理由的强拆，更不能成为事端制造者和保护伞。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现行立法未对“公共利益”进一步明确其内涵，这一现状亟待改变。要探索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办法，“土地卖不卖、卖给谁都应该由农民说了算，卖什么价格由市场决定”。
土地管理法十几年难于修改，难就难在缩小征地范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这一问题上，农民期待高，而依赖土地财政垄断征地权利的政府愿意做的让步又有限。杨重光对记者说，要加快相关法律修改，改变重行政管理、轻民事权利的土地管理方式，尊重农民的选择权。
“改革的最佳时机”从来不是“等”来的。专家表示，土地改革的重要一点，就是保障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杜绝“替民做主”，“地利”则得“人和”。必须加快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让土地“红利”更多惠及于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