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一些有识之士担忧日本的将来，成立了文字·活字文化推进机构，由福原义春任会长。他在文化方面又多了一个头衔，增加了一份责任，要提升读、写、说、听的综合性语言能力，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喜爱活字的国家。
福原义春是谁？你应该知道资生堂，那么，他是资生堂这个日本第一、世界第五的化妆品公司名誉会长。在我的印象里，自从十六年前读了他撰写的《企业能成为文化的赞助人吗》，他一直是企业文化的一杆大旗。“资生”，语出《易经》，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从汉字来说，或许我们比日本人更明白这两个字的意思。何谓文化？文化是人要更好地生存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的总体,这就是“资生”，振兴文化也是对未来社会的投资。文化是一个大义名分，但福原义春绝非拿它来作秀。他不是吃文化饭的人，而是一位处心积虑并身体力行把经济文化化、把日本文化化的真正的“文化人”，乃至令人觉得好像他到哪里，哪里就带来文化氛围，他做什么，什么就富有文化意味。
以前还翻阅过福原义春的几种著书，如《多元价值经营的时代》、《福原义春语录》、《活就是学》、《会社人活在社会上》，各有所得，但似乎终不如这本《文化打造极致创意》，因为是自传，可以随着他人生的历程更明晰透彻地了解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励人生之志，开经营之窍，获益尤多。书名直译为“我的复线人生”，或许可以说，这就是经营与文化如何两条腿走路的人生。
资生堂已经有将近一百三十年的历史，兴业之初是当时罕见的西药铺，名为资生，昭示了属于儒教的经营理念。店铺、厂家用创业者的姓氏命名是日本传统，而建筑行业还多像暴力团一样叫什么组，以致美国占领军高官以为净是暴力团的公司。据说本田宗一郎认识到公司是大家的，毕生后悔把公司叫“本田”，但那种“组”的家族经营体制在日本根深蒂固，所以福原义春是创业者的孙子，人们一想他就是进公司接班的，不足为怪。其实他是赶上了机会，正好大学四年级时资生堂第一次招聘大学毕业生，觉得自己上过英文打字学校，英语多少算强项，但老板面试，问的是会骑脚踏车吗，会打算盘吗，进了公司要跑街，蹬车送货。“工作日复一日，负担也逐渐沉重，必须为自己的压力找个纾解的出口，否则很难忍耐”。出口之一是业余为出版社拍照片，这是以伯父为榜样，他当老板之余从事摄影，人生是复线的。福原对文化的爱好与重视归根结底是来自家庭环境与教养，正如其言，并非因创业者后裔受惠，而是从小听长辈们谈论公司，把创业理念融入血液之中，以至后来能提出文化资本论。学习英语，多年后受命去美国开发市场，英语终于派上了用场。做了二十五年员工，四十六岁时当上董事，又过了将近十年，升任老板。任职十年后让位，给自己的业绩打五十分，但考虑到同甘共苦的员工，在这部“定本”自传中提到七十分。四年后又让出会长的位置，挂名为名誉会长。
从世俗观念来看，办公司就是为赚钱，但福原义春主张，企业是人的组织，企业组织内必然有文化蓄积，即便是感性的。企业绝非只依赖金钱，蓄积的文化资产甚而更重要。资生堂存续这么久，很大程度靠文化的力量。并非把文化当手段来利用，而是始终在创造要引导下一个时代的文化，这就形成坚固的企业识别，充当经营的脊梁骨。公司要守护一种文化，坚持一个目的，资生堂的目的就是美、健康，还有和平。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所共有的价值观、规范、信念的集合体。它不是在企业风土中自生自灭，而是在企业历史中培育、只能在那个企业蓄积、独具特色的“知”。福原就任老板后，每当年末送给员工一张贺卡，上面写一句全员共勉的话语，例如：“这里是你的公司，由于你的成长而公司更美好，并得以回馈社会。”“人人既期待变化，也畏惧变化。让我们自己成为落实理想与变化的主人翁。”中国经济大发展，公司如雨后春草，不管大小，流行叫什么什么总，可能老板们听得入耳，而福原告诉员工：经营改革的基本原理很简单，以前员工都只是向上看，今后把视线横着看社会和顾客，所以要直呼其名，不必叫他老板。我们都知道日本上班族下班后聚饮，被视为日本公司的习惯或文化，福原却不占用个人时间，几乎晚上从不让员工跟着去喝酒。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但这就是在培育企业文化，堪为典范。所谓企业文化，不是捐款就行了，不是因为赚多了还原给社会，而是要促使每一个员工考虑该如何对待社会，吸收文化，援助文化。这样变革了意识，资本再生产与贡献社会（慈善活动）、援助文化才可能并行不悖，持之以恒。
企业文化不止是企业内部的文化，应该在文化上与环境、社会融为一体。从资生堂历史能看到，把文化活动纳入公司的经营，文化加深了公司与社会的联系，进而提升了公司形象，公司得以发展。反思日本近代史，明治近代化把旧东西全盘否定，毫不留情地抛弃，致使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文化力丧失，岂止不能再蓄积新文化，而且现在也只是在挥霍过去的资产。因而，早于荷兰的A．克罗马教授，也早于澳大利亚的D．史罗斯宾教授（自1970年代后半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艺术及文化，著有《经济学与文化》，曾担任国际文化经济学会会长），1999年福原义春从经营的角度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即，文化性创造有助于经营，以往的创造像投资积累一样成为下次创造的台阶，对于经营来说，文化也具有资本的作用。
资本也就是本钱，与文化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按经济学分析，资本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工厂、机械之类的“物质资本”，属于人的技能、经验的“人的资本”、自然资源及生态学过程的“自然资本”。而“文化资本”可算作第四种形式，把文化性价值具体化，蓄积并供给。文化资本又分为有形（建筑、艺术作品等）与无形（集团的观念、习惯、价值等）。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能转化为经济价值。像自然资本一样，文化资本也需要投资来维持。当然，文化不可能物理地计算投下多少资本而得到多少利益，但并非无效果，所得是公司信誉、人们对公司的认知等无法定量测算的附加价值。
文化的核心是人。重视文化就是重视人。一切在于人，一个人就是文化，就是文化资本。福原义春给员工写过这样的话：“我们要从住惯的大陆出海寻求其他岛屿，没有海图，只能倚靠星星，那星星就是顾客。”他写书、讲演也是为报答社会。他觉得听众以二三十人为好，这样看得见脸，看着反应与表情，面对面地交流。
东京银座的三越百货店一楼有资生堂柜台，近来时见围拥一群人，或倚或伏，远远一看那姿态便认出是阔起来的中国人。他们最认资生堂，这是福原义春早在1980年就进军中国市场的成果。我想，柜台那里最好再挂上资生堂非常文化的语录：美一瞬，美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