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里，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663-664同时，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文化“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生存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2]460而作为构成一个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亦有其发生、发展、繁荣、危机、衰退、消亡的过程。在全球化、后工业化、风险社会的多维时空架构中，文化愈益成为凝聚民族精神、汇聚民族共识的纽带，是标识不同个体的社会心理基因和展示不同个体身份基质的社会遗传密码。一定时期的文化，在其生成过程中，是与构成该文化成长的社会建制、经济环境、文明传承等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在文化成长过程中，文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有高峰，也有低谷，其间也伴随着文化自身的危机。当文化处于危机时，我们应理性分析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廓清文化危机给文化发展带来的危害；并有效整饬危机中的有益因子，合理、审慎地应对文化危机，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为新一轮的文化重建寻求出路，使文化薪火相传，血脉赓续，泽被久远。
一
后工业社会的悄然来临，使“危机”成为一个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又难以割舍的语汇；名目各异的“危机”似乎与风险重生的后现代社会有着不解之缘。而文化危机便是诸多“危机”中的一种。在正确厘定“文化危机”的意涵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文化的本质做一详细澄清。文化通常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意义域上使用，广义的文化即为人化，它“映现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和方式。”而狭义的文化“特指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观念体系，是政治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领域。”[3]503亦是指由“知识、信仰、哲学、法律、道德、艺术、风俗习惯等组成的观念形态。”[2]460在本文中，笔者在狭义上谈及文化——认为文化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产。在廓清文化危机之基本含义时，我们应该把其放在大的社会生产的宏阔视域下予以考量。据此，我们认为，“文化危机是社会危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或方面，文化危机的根源在深层次上同样来源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是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尖锐化在文化精神方面的反映与表现。”在社会发展和文化实践中，具而言之，“文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原有的文化系统与文化价值观念不适应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与生活变化的要求，人们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实践的变化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与对立，从而使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精神上陷入困惑与迷茫，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与丧失信心，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受到威胁与挑战的一种表现。”[4]14欲透视文化危机的本质，就应跳出就文化言说文化的藩篱，从社会生产方式、政治建制、生态发展等社会有机体的大视野下，来审度文化危机的相关问题。
单纯论及“危机”，指“危险的根由；严重困难的关头。”[5]1412就文化危机而言，即指文化在发展中其自身所处的一种主体价值弱化、濒临消解边缘、遭遇难以克服的挑战和经受不可逆转境地之状态。综览人类煌煌文化史，任何一种文化的嬗变、跃迁、颓败、衰亡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有着很深的缠结。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6]335据此，在厘清文化危机原因时，我们必须把视野嵌入文化所生长的社会大背景下。一般而言，任何危机的产生，都蕴含着一定的矛盾，都是矛盾在产生和解决中熵的释放表征——危机根源于事物自身的矛盾，有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也有来自于事物外部的矛盾，但主要是来自于事物内部的矛盾；即使受到事物外部相关因素的作用与影响，但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因素而起作用。危机来源于事物自身各相关因素间的冲突与对立，“从可能性上看，一切事物与现象中都存在着产生危机的风险。然而，也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矛盾与冲突都会导致危机，一般来说，只有当事物与现象中存在的各种内、外部矛盾与冲突达到极其严重，陷入难于缓解，无法妥协的情况下才会爆发危机。”[4]14回望中国文化史，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危机，皆发端于当时的社会危机——当时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发生了裂变。如春秋末期，在奴隶社会内部，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诸侯力量增强，周王室式微，倚靠周天子权威建立的井田制也颓然退出历史舞台。春秋末期，诸侯不朝且云合雾集，竞相争霸，以致“礼崩乐坏”，使“制礼作乐”①和“尊礼文化”②的周朝宗法文化危机重重，几近走到历史的尽头。在世界文化史上，与古希腊文化比肩的罗马文化，在尚未步入文明之境的日耳曼蛮族的铁蹄蹂躏下，随着公元前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罗马文化遭受了致命的重击，陷入深重危机中，“蛮族人的到来意味着古典文明的破坏和践踏，他们看重的是土地和人口，罗马帝国的那一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对他们没有多少价值……一切有形的罗马帝国文化产品都遭到蔑视和践踏。”[7]48且罗马“文明中的城市生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无论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准，还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准都下降到了一个极其地下的水平，文明出现了倒退。
正如一个复杂事物自身蕴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一样，产生文化危机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一定时空场域中人们的实践方式经由历史的沉淀形成一些较为固定的惯习和行为模式，当这些惯习或行为模式一度升格为一定历史时空中的行为范导时，映现在文化层面，就促成了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形成。在主导性文化模式形成之初，该文化模式一度在社会生产层面和社会建制及社会风尚的引领上都会彰显其正向价值。但随着时间推移，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在一步步的保守、凝固、超稳定、疲软和乏力中失去自身的优势，并成为文化本身“自净”和发展的桎梏——往往成为新的文化危机之始因。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发展历程即为明证——文艺复兴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逐渐成为西方的主导性文化模式，在高扬理性主义的巨麾下，人的主体创造性得以近乎完美的彰显，在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社会人们的生存基础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充分昭示了文化发展和繁盛对当时欧洲社会乃至西方世界的巨大贡献。然而，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后续发展中，技术理性主义开始膨胀、肆虐，在单向度的技术霸权宰制下，异化使人的主体性价值渐趋弱化和消解，“现代技术就不再是某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和取舍的、现成的和中性的工具，它正在成为一种渗透和扩展到人之生活的所有领域，自律地和失控地运转的独立的力量，并且还促使一些普遍的异化的社会力量失控发展。”［9］99如此一来，“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开始成为消解人之主体性的超人的力量，并导致了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文化活动转变为商品化的以消遣和操纵为宗旨的、非创造性的‘文化工业’。”［9］87在物欲的扩张下，价值的失落、对自然资源的大肆劫掠和日常事务中人际关系渐趋物化、商品化，显现出人性的冷漠，“人们对支配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自我也越迷惘，内在的灵性也越少。”[10]7理性主义文化原有的崇尚人文、浓聚温情、彰显人性的文化禀赋随着“理性的失落”慢慢消失殆尽。在中国，至战国以来的以“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11]89但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尤其是晚清以来），这种文化模式蕴含着深深的危机：文化自身的除旧能力弱化和布新功能锐减，已与当时的以新科技革命为经济基石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世界大势渐行渐远，在统治者继续闭关锁国和“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伴随着近代以来以民族危机为主导的社会危机，民族文化也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而不能有效的自觉。
当然，在厘清文化危机的诸多原因时，我们要分清哪些因素是引发文化危机的外部因素、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防止将某些因素无限放大乃至扩大化的倾向。如其他论者所言，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还有：文化自身反文化因素的嚣张③、以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为主的生活方式的危机④、文化自身的衰败⑤等等。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社会的有效运转都是在多维支持系统的“合力”下得以进行的，文化亦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不同历史时期引发文化危机的原因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并应有针对性地找出危机带来的危害和发掘其应对之策。
二
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任何危机的发生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震动、混乱乃至颠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等皆概莫能外。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之大成的文化，属于社会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生活以及由大众认知、社会习俗及道德风尚所形成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一种撕割、断裂、注销感；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瓦解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社会文化心理基座，进一步放大文化危机的社会扩张效应，致使社会信仰坍塌、规则失序、公众焦虑重重、恐惧感倍增。
在文化危机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是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与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它使人们精神迷失与心灵遭受重创——直接威胁到传统文化的存续抑或废止，最明显的表征是原有传统文化的血脉萎缩，以至“礼崩乐坏”。当文化危机来临时，处于原来文化系统里的文化精英们（即原有传统文化守护者），其所经受的创伤与打击通常是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因为既有文化系统的崩溃，无异于生活其中的人们的文化脐带断裂、精神家园丧失。作为文化精英中的人们，当其精神与灵魂无处可依，做孤魂野鬼式的无根飘荡时，迷茫、无助、彷徨乃至绝望之情会抓挠着他们的心绪，且一旦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丧失信心时，原有文化的守护者极易为既有文化体系的湮灭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清末明初，某些或美曰为有气节，或贬曰为冥顽的士大夫，甚至像王国维那样的被尊称为国学大师的人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现象，便是旧文化的守护与守望者受到重创的典型表现。”[4]15-16文化危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冲撞、挑战也是十分明显的——对于社会普通大众来说尤为如此！文化危机期，由于人们原有的文化观念“分崩离析”且与新的社会实践发生严重冲突，以社会主流价值观为主体的新的文化观念仍未产生，或即使产生但尚未被人们所广泛认同与接受——在新旧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胶着、接榫、耦合、交替时，社会民众往往处于文化观上的“断奶期”和价值观上的“失恋期”，产生无所适从、无家可归之感。人们踯躅独行于价值观失序和文化观颓败的心灵沙漠上而难以自拔，社会民众在苦苦追索中，跋涉于重建属于自己精神家园的漫漫征途！
当文化危机到来时，因原有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处于裂变、弱化、消遁中而新的社会主流文化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发轫、磨合、孕育中，这时，整个社会因缺少主体文化精神的认同、协调、凝聚的聚合力和加固力而映射在社会层面就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失序：规则践踏、道德失范、信仰沦丧。这充分显示了文化是社会遗传的一种形式的功能。当然，因为文化危机而引发社会整体失序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而且是与某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形态变更有内在的某种契合度。在春秋末期，周礼文化之要旨的“纳上下于道德，而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⑥的礼制文化的危机，在周天子权威失坠的同时，诸侯蜂起，中原逐鹿。据《史记》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在新的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尚未形成之际，文化的聚拢力处于游离状态，社会大环境无序，征战频仍。在战国250余年间，有记载的大小战争220多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篓上》）进一步确证了文化危机中社会价值观失序状态下，文化聚合力对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的一种无形的影响。在古罗马帝国后期，罗马文化所内蕴的: 质朴务实、融会变通、统一综合⑦的创造性特征逐渐被日益增长的消费文化⑧观念所裹挟，“伟大属于罗马”的厚重辉煌的罗马文化面临着危机。当然，这里的罗马文化危机也是与帝国后期积重难返的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结，但罗马后期的昔日希腊、罗马“较为理性化的思想则受到否定”[12]294可以看作是罗马文化危机的重要症候，在蛮族铁骑的入侵下，昔日盛极一时的罗马文化连同帝国的灭亡，已成明日黄花湮灭在人类历史的尘埃中。
在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后现代的当下，文化危机之影响面已超越国界，文化危机易产生“蝴蝶效应”。在现代性大幕下，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使人们在追逐日益丰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声色各异的消费动机使人们满足于角力日常生活的感受体验与感官期待，并使“这种期待已经转化为普遍的‘应享意识’,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场不断高涨的应享革命。”[13]69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在“想要得到的和能够得到的东西之间、在我们实际的地位和我们理想的地位之间造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鸿沟。”[14]58同时，因由“人的无限的强烈的愿望在人的有限的可能性面前成为泡影。”[15]427在欲望膨胀、异化凸显的境遇下，在“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的挤压中，我们却被重重的焦虑所裹挟、簇拥——日常生活之丰富的多维向度却被日益窄化的算计思维和效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则淹没、切割、宰制——文化自身内蕴的真、善、美的价值旨归则渐趋弱化，推进文化发展繁荣的实践者的主体认知感和主体意识却处于缺场的境地——人们的躯体游走于日益丰腴的物质文明的大道上，而灵魂却踽踽独行在精神文化的荒漠中寻找心灵的栖居、皈依之所！在全球化场景中，文化软实力往往在以经济和军事为主的硬实力的掣肘下成为西方某些大国推行其意识形态和输出其主流价值观的便道。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普世（适）价值”的争论，就是西方大国将区域性的一己文化模式和价值规范扩展为在世界上通行和遵从的思想文化圭臬，成为新的极权主义的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施行者与推动者。这与摒弃同质化、秉承文化多元、相互鉴借、互相尊重、深入对话，以促进人类文化根基共同繁盛的大势相悖谬！
当然，用辩证的眼光看，在任何危机的意蕴中，“既蕴含着危的意蕴，也包容着机的希望，危与机相辅相成、对立统一，没有危，也就没有机，危应该说是机的基础与前提。对于文化危机来说，它虽然给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延续造成了威胁，但通常会给文化的转型与创新提供契机。”[4]16回望人类历史，文化转型往往与文化新生和文化重建交织在一起，而文化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新的文化形态诞生的“助产士”，成为文化创新与文化重建的不竭动力。
三
文化是流动的，维系着人类文明的血脉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前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文化的生成、存续和化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实现的，而人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的实践方式的变革和实践能力的提高不断地拓展与延伸。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生嬗变和与该物质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动时，文化也会或慢或快地随之发生变化。在长的历史时段内，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变革中，某一文化发生危机后，原有处于主流“脉系”的文化的影响会慢慢的下潜或暂时性消退，在新的主流文化没有正式确立之前，文化的发展并非止步不前，而是处于“缓慢”加速度的量变中，当该历史时期的文化量变达到一定的临界点时，质变随之发生——新的主流文化正式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从文化危机出现到新的主流文化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往往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嵌且具有内在统一性，就是文化的重建过程。笔者认为，文化重建是在文化出现危机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基于社会变革对于原有文化自身的重组、超越和凝铸而形成新的、并对现有的社会发展起到思想引领、价值范导、规则建构的文化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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