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培训师几乎从来不承认会在中国家族企业出现一种伟大的中国模式，最少至今这种理论尚无人提出。他们认为：你们怎么可能代表中国模式呢？你们靠着老婆、孩子、夫妻店，靠着亲情发展起来的小作坊，只有听我们讲欧美管理理论，才会做大、做成功。
2006年，中国家族企业的领袖们，开始了与学术界传统观念的一场论战。在深圳的一次500强论坛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陈述了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被“惯坏”了，他们不懂现代管理，不懂战略，不懂控制风险，主要是靠着国家的政策好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国有企业按照他的方法也能管好。第二，中国的民营企业只有制造没有创造。第三，他严厉批评德隆模式，认为德隆不好，因为德隆的现金流最后出了问题。
当时我在场，而且被指定在郎教授之后发言。那天，我真感觉是被逼到绝路上，心中有话，不说不行，其实也早就想说了。针对郎咸平的指责，我回应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有八亿农民，而实现城市化，我们最缺的是钱，所以只有引进外资。你郎咸平在大陆办的公司三年不用交所得税，我郭凡生办的公司，一生下来就得交55％的所得税。为什么？因为我们缺钱，只有给优惠你们才肯投入资金。有了你们的钱，我们才能使大陆的工业化更快、更成功。这样，对外资优惠而对自己人严格，我们忍了，我们也认了。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些家族企业领袖的历史责任。
“我们缺钱，又有大量的人口需要就业，大陆家族企业的领袖们就必须学会省钱，学会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去花，这是求得生存的本领，也是社会对我们的要求。在与资金短缺的博弈中，有些企业破产了，有些企业家失败了，这不是他们的耻辱，因为，他们尽力了。他们同样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没有他们的失败，哪有今天的成功！
“我们这样做确实很难，因为缺钱，我们不断地去求人，银行不理我们，我们求别人，别人给钱给得也很苛刻。但是，20多年过去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每年让一两千万人从农村走进城市，使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我们的本事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去花。现在你郎先生告诉我一个方法，说这个两分钱可以当成一分钱去花，当然你说的话没有错误。”
严介和先生一语点破：但你那是正确的废话！
我进一步讲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如果光靠国家的政策好，企业就能发展，那还要企业家干什么？有政治家就足够了。
第二，我办企业，初期的钱是靠自己东挪西借凑出来的，后期是靠上市融资，我没有从国有银行贷过款。家族企业要发展，最缺的就是钱，但没有钱我们也得发展。作为教授你总要把所有的东西总结到自己的逻辑轨迹上，我告诉大家，所有的成功都因为创造，是百花齐放的，是多样化的。这是我们的本事，这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去花创造的成果。
第三，德隆为什么倒闭？因为银行最后不给它支持。李嘉诚的企业在香港，香港没有国有企业，他可以得到金融机构的平等支持，而中国的金融改革还没有进行到让家族企业能够得到与国有企业同样的金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