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三关雄镇、神京锁钥、八方交汇，位于北京以南240公里，石家庄以北15公里。上世纪80年代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已经吹遍神州大地，正定却还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卖毛线的被视为投机倒把，拉沙子、摆小摊的被批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依旧习惯于敲钟下田、吹哨上班，成了远近闻名的“高产穷县”。渴望改变、渴望富裕成为正定人民的共同心声。就在此时，习近平同志来到了正定。从此，他与正定40万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共同奋斗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带领正定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康庄大道。
1985年4月6日，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在全县首季开门红表彰大会上颁奖。
勇于解放思想，大力发展经济
来正定之前，习近平同志并不十分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他清楚地记得，石家庄地委领导跟他谈话说，你从大城市来，地委研究决定，派你到一个领导班子团结、经济条件较好、农民比较富裕的正定县任职。到正定以后，习近平同志没有坐在办公室，他走访座谈，进村入户，虚心向每一位同志请教。无论是县委和县政府领导还是一般干部，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他都诚恳地说：“我是来学习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和指教。”
习近平同志通过调研很快发现，这个全国闻名的高产县竟有不少农民连温饱都不能保证。由于长期的思想和体制束缚，正定仍在单一经营的死胡同里兜圈子：片面追求粮食高产，踩棉花，挤油料，压瓜果，砍副业。粮食亩产超千斤，但经常是交完征购粮，剩下的就不够自己吃了。当时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典型村——三角村，还有不少人到外县买薯干来维持生活，因为在本县买怕给“高产县”丢面子。
1981年底，正定的工农业总产值20673万元，人均年收入仅148元，每天只有4角钱。“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锦旗高悬在县委的会议室里，而老百姓却不得温饱。面对这个“高产穷县”，习近平同志的心情十分沉重。
“吃饭问题是解决正定问题的当务之急”，习近平同志认为，高征购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必须及时纠正。这很快成为县委一班人的共识。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地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习近平同志和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主张立即向上汇报，请求把粮食征购基数降下来，并主动请缨，处理此事。当时县委书记冯国强、县长程宝怀考虑到习近平同志刚到正定工作，不愿意让他出面，怕对他造成不好影响。习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困难。1982年初夏，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和省委、地委一起对正定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后认为，正定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要求是合理的。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初步缓解了正定农民口粮紧张问题。程宝怀高兴地对习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立了一大功。”
老百姓吃饱了，还想富起来。要从根本上贯彻中央把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精神，还必须在解放思想上做文章、找路子。
一天晚上，习近平同志来到程宝怀的办公室，说：“老程，你看报纸没有？南方一些地方正推行农业‘大包干’，效果不错。河北省还没有启动，咱们县能不能先行一步，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先搞个试点，然后在全县推广。”程宝怀听后，十分高兴，说：“我早有此意，曾经和冯书记交换过意见。可是冯书记说，现在还不能搞，等等中央文件再说，等省里有了新精神再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冒尖犯错误。”听了程宝怀的话，习近平同志说：“我认为‘大包干’是件好事，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好方法。‘大包干’分配简单，农民容易接受。这样吧，你和玉兰同志谈谈，我去找冯书记通通气。”在他的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经过认真讨论、反复研究，确立了“先行试点，逐步推开”的工作思路，决定在经济落后、生产条件差、农民生活水平低、离县城较远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
工作刚开始，不少干部群众有疑虑，怕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甚至有人还编了顺口溜：“先分房、后分地，一步一步往后退，最后退到旧社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里双店实行“大包干”后，当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加到400多元。这不仅震动了全县，还引来了络绎不绝的省内外参观者，让地处“北疆沙土园”的里双店一下子热闹起来。
活生生的事实，解除了全县干部群众的各种顾虑，吹响了正定发展经济的号角。
1983年1月，正定下发了包干到户责任制办法，提出土地可以分包到户，承包后5年或更长时间不变。在经营管理上，坚持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原则。“大包干”在正定全面推广，在河北省开创了先河。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由此奠定。
思想解放了，观念转变了，还要把干部群众焕发出来的工作热情转化为发展生产的实际效果。习近平同志本着对正定人民负责、对正定事业负责的精神，摒弃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观念，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科学谋划着正定的未来。
——正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厚实积淀；紧靠石家庄市区，有发展经济的区位优势；有107国道和京广线、石德线铁路大动脉穿境而过，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交通；粮食产量高，有发展经济的基础条件。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把这些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摆脱束缚，放开手脚，大胆探索。他和县委班子成员分头带领干部走出去，到南方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取经，赴乡镇企业起步较早的浙江、江苏、天津考察学习。
——习近平同志和县委班子一道，开展了发展思路的大讨论，集思广益，统一思想，确立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习近平同志说，“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种什么；城市需要什么，我们就加工什么。”他提出，要把全县思想统一到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特色种植上来。随后，正定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方针，出台了《关于把工作重点迅速脚踏实地转移到农、工、多（多种经营）上来的决定》。当年，全县多种经营收入达4300万元，人均100元，社员收入由100多元增加到200多元。
——习近平同志提出，正定的农业发展必须处理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关系，适当压缩粮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种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棉花、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等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1983年，棉花种植面积达到17万亩。
正定有计划地开发商品菜基地，积极试验和应用塑料大棚、地膜覆盖、楼田菜圃等新技术，使农业种植向多层次、全方位延伸；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家禽养殖业，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为发展食用菌，习近平同志亲自给南京汇宁县化肥厂厂长写求援信，并派人从该厂拉回种植蘑菇的重要原料——尾沙，使蘑菇从此在正定扎了根。
——习近平同志提出，正定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这一思路引导下，正定淀粉加工、肉制品加工、面粉加工等逐渐形成规模。截至l985年底，乡办企业、联合体企业产值达到8850万元，比1980年增长200％。同时，建筑、劳务、运输、餐饮、建材等领域也全面拓展，呈现出“五业”兴旺的局面。
乡镇企业实行“一包三改”。“一包”就是包经济指标翻番。“三改”就是改企业干部委任制为选聘制，改工人固定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进一步激发了乡镇企业的活力。
——习近平同志认为，要解决正定人多地少的矛盾，必须向荒滩进军。正定地处冀西三大沙荒（木道沟、老滋河、神道滩）所在地，沙荒面积大，长期无人耕种，改造潜力大。他提出，要发展好林业，利用好荒滩。县里研究制定了《关于放宽发展林业的决定》，在东里双公社开展试点，把河滩地经营权下放到户，且30年不变。
种植有自主权，什么卖钱种什么，大大激发了农民改造河滩地的热情。大家在沙滩里打井，修垄沟，种果树、花生、小杂粮，养猪沤肥，使沉睡了多年的荒滩空前热闹，冬闲变成了冬忙，经济效益大增，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
198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定翻身记》，肯定正定所作的尝试，赞扬正定经济走出了死胡同，做到了利城富乡：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在服务中发展自己。正定人民按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团结务实，改革奋进”的要求，向建设经济强县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往往会导致建设的盲目性，甚至会出现严重失误，留下永久的遗憾。
1984年4月，在正定改革如火如荼时，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了县委工作大纲，要求大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好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起飞。1985年，立足国家发展的总体要求，县里又制定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了正定经济“三步走”发展目标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依托城市、开发智力、发展经济、致富人民”的发展方针。正定这只古老的凤凰，浴火涅槃，开始走向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