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钢百年与百年鞍山
——企业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关系
一、 鞍山城市文化不是典型的东北传统文化
鞍山从地域上讲是传统意义上的东北文化，但鞍山的历史不够久远，其文化的分类就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化体系。
从大的分类看，文化首先分为东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按照佛、儒、道等文化进行分类外，还采用一种主要的分类方式就是按照地域板块进行分类，即把中国分成农耕文化、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狩猎文化四个大类别，其中农耕文化又分成黄河流域的黍米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稻米文化，而黄河流域的黍米文化进一步分为黄河上游的三晋文化和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下游的齐鲁文化，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巴蜀文化、中游是荆楚文化、下游是江浙文化，每个文化都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特点。
东北文化属于狩猎文化，不同于农耕文化的以土地基础的稳定，也不以海洋文化那样冒险，也不是游牧文化逐草而居，形成了独特的东北文化体系，表现在衣食住行上的狗皮帽子、满族男人梳辫子、住火炕、吃炖菜和饺子、看二人转、东北话特有的发音和用词等习俗。
在东北文化的辽宁区域，从口音上又可以分为沈阳以北的东北官话、大连附近的胶辽口音、辽西地区口音和鞍山周边地区口音四个类别。
在农业社会中，城市的概念被描绘成“建城而市”或“因市而城”，前者是因为政治、文化、军事防卫等因素构建的城市，后者多是因为商业、物流贸易等因素，沿着港口、主要交通枢纽兴建的城市。在现代社会学中，将城市定义为“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的聚集区域”，在现代城市中，尤其是我国建国后形成的城市，多是以工业化城市为主，依靠某种工业化资源（如矿山、森林、石油等）、工业化企业为依托形成的人口聚居地。
作为鞍山这样的一个城市，不同于鞍山城市周边辽阳、沈阳，甚至海城这样的东北老城，没有传统文化中分类的农耕文化文化传统中的政治、文化、商业贸易特征，也就不是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历史古城和名城，只能从现代城市中寻找这座城市的文化定位。
二、鞍钢企业文化对鞍山城市文化的影响
鞍山的城市建立，与鞍山钢铁公司的发展息息相关，最早可追溯到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东北铁路及其沿线的经营权，而鞍山及其周边的铁矿山既是满铁通过的线路，也是日本攫取东北铁矿资源的重要地点，从上世纪初到现在，已经达百年的历史，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昭和制铁所开始，鞍山真正进入的工业化城市的历程，这个历程大体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日伪时期的中国雇工构成了鞍山市第一代城市居民。不同于传统农耕文明中有土地资源的农民，在工业化历程中的工人，无论是底层的体力劳动者还是较高层面的技术工人，其仰赖的都是以自身为主的人力资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需要有城市功能的商业、城市建筑、学校文化等配套设施为其提供基础的生活保障，这就构成了鞍山城市建设初期的原因，并在这个时期，鞍山汇集了7万多的产业工人，并由其家属和相关的配套商业服务机构，截止到1945年，迅速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三十万人口以上的一个新兴城市。
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一五时期鞍钢三大工程和全国支援鞍钢建设，十万多科技人员和熟练产业工人汇集在鞍山，并大量引进商业贸易、学习生活等城市配套措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服务功能全面完善，成为一个具有全国工业模式标准的社会主义示范城，当时的鞍钢党委书记基本都要兼任鞍山市市委书记，鞍山市的城市定位也变成为鞍钢提供生活保障的城市，一切的城市功能完成，由计划经济模式的驱动，均围绕着鞍钢这个联合大生产企业的附属或辅助需求而设立。
第三个发展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伴随国有企业改制，鞍山大量的地方国有经济进行转型，鞍钢部分企业办社会的职能转变，使得鞍山基础的经济结构模式发生变化，，城市带来一轮城市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奠定了今天的鞍山城市基本面貌。
也正是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变化，从游客所熟悉的鞍山城市文化名片中，代表的是鞍山的钢铁、南国梨、千山、岫玉、温泉，而本地居民所熟悉的是二一九公园、东山风景区、站前商业街、台町建筑群，形成了鞍山人和外地人对鞍山这个城市文化不同的认知差异。
当今天看鞍山的城市发展历史，每一个城市要素，均与鞍钢的发展和鞍钢的企业文化发展全面相关，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鞍山经济发展，探究各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或其企业发展历程，要么与鞍钢有深厚的技术、产品、人员上的关联，要么从鞍钢的发展中汲取企业发展的智慧和营养，得以发展壮大，进而全面影响到鞍山这个城市。
三、鞍山的城市文化，是由因钢而兴的大工业模式带来的工业城市文化
因钢而兴，说明鞍山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如同任何一个移民城市一样，鞍山城市文化第一个特性就是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也决定了城市文化底蕴的不足。
包容性表现在鞍山不是一个排外的城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很容易融入鞍山的城市生活，并找到自己的归宿。而文化底蕴的不足会经常表现在文化的不自信上，除了鞍山文化类的消费相对较低，也有鞍山主要街道、地名的演化表现，比如莘英路原本是深沟寺到营城子的深营路，按照城市取名通用规则是应该叫成“深营路”的，却非要改成莘英路，失去了地名的本意，文化背景被抛弃，类似的还有已经拆除的辽镁塔被改成了“瞭美塔”，甚至追述深沟寺地名的起源，可能是以前的“牲口市”得名而来，当然，牲口市确实不适合作为一个地名，改为深沟寺尚可，但对于一个不了解鞍山文化的人，可能往往会因为深沟寺的地名而在该地区寻找那根本不存在的寺庙。
第二个文化特性是大工业模式的工业文化带来的城市格局、消费模式、休闲娱乐方式上的影响。
由于鞍山城市是在50年代鞍钢大规模建设时期快速发展起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城区格局规划，因此在鞍山的铁东、立山、铁西三个主城区内的居住人口形成明显的差异，这种明显的分区居住规划，形成了特定的一种文化现象，即一个城市内部居然有着鲜明的亚城区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通过不同城区人们的消费特征、休闲娱乐特征鲜明的表现出来，比如铁东区的饭店口味偏清淡，而铁西、立山的饭店口味偏重，舞厅、歌厅铁西的密度偏高，高端餐饮娱乐场所多集中在铁东的中华路上等等。鞍山民间总结出三个城区的特点是：铁东，扒楼、补课、换领导；立山，麻将、传销和按脚；铁西是彩票、舞厅、大烧烤；很是形象的说出了各个城区的特色和区别。
此外，鞍山的评书、乒乓球、羽毛球等文体活动兴盛发达，群众基础好，出过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也是源远很深，体育更是出过郭跃、马龙等乒乓球国手，这也是得益于工业文化的影响。大工业模式的生产，自动化程度很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不是很大，技术工种比较多，工作规律，休闲时间固定和稳定，听评书、进行有益的文体活动，成为工作生活中很好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活动，而农业文化城市没有这个条件，北京的皇城文化则是追求更复杂一些的玩文化，如玩虫、玩鸟、玩古董甚至做票友玩京剧，而上海的都市文化更多的是喝咖啡、听音乐会的小资文化。
作为鞍山著名的文化体育现象“暴走”一族，更是工业文化的一种体现。能够暴走，自然要有规律的生活，养生健康的理念，这都是符合大工业生产模式作息规律和人文素养要求的。而更为奇特的是，其他城市的暴走，往往是单个人或者几个人在暴走，而鞍山这是一个稳定的队伍，声势浩大、步伐整齐、组织有序，如果不用大工业生产模式诞生的工业城市文化来解释，是很难说得通的。大工业生产模式需要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人们自愿在组织内部形成一定的群体秩序，乐于自律也乐于他律，并为这种集体行为感到骄傲，也才能形成特有的城市体育运动项目。
第三个文化特征，就是工业城市文化促进了鞍山人际交往中的人情味和雷锋精神的传承保持不断。
从各地为支援鞍钢建设汇集在一起的人们，大多脱离的原有家庭的依赖，生活中需要互助的责任从家庭族人改为同事和邻里，而高密度人群的工作状态和城市居住状态，也为人们相互帮助提供了基础，因此，鞍山的人情味非常浓厚，鞍山在2008年同天津一道被评为“最有人情味的城市”。但这种人情味也演化出来熟人文化、关系文化，使得鞍山人凡事都想找熟人、找关系，不愿意按照规则办事。
除了基础的人们相互帮助的人情味之外，鞍山一直对雷锋精神的传承保持着优良传统，其原因也是大工业文化所影响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们只有在满足生理、安全的需要之后，才会去追求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精神追求。大工业生产模式使得人们有时间、有精力去帮助他人，而国有经济稳定的收入，也使得有助人的意愿有了物质上的保证，再加上以往大型国有企业的政治宣传教育的引导，这就使得更多的鞍山人成为雷锋精神的传人，而郭明义同志是这些传人中的优秀代表。
四、鞍钢对鞍山各方面的影响
1、城市建设和社会基础
以重工业和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化革命，造就了工业化的大都市，欧美在此历程中造就了工业城市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德国的柏林、鲁尔、汉堡，法国的巴黎、里昂，美国的费城、纽约、底特律、波士顿等。
鞍山在伪满时期的城市建设（1932），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结束的时期，伴随鞍钢建设的城市和作为殖民城市进行的城市规划，具有后发优势，用全新的、领先的理念和技术在鞍山完成了基础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而同时期的国内绝大多数地区仍处在农业文明社会，并使用农业社会的技术和社会管理理念，少数地区由于早期的民族资本发展，使得社会和城市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水平和思维理念，并且由于军阀混战和后来的抗日战争而多数处于停滞状态，此时的鞍山则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在鞍钢直接工作的人员达到79000人（其中日本人2万人左右），并由其家属共同构成了鞍山的城市人口和城市社会生活模式。
2、经济方面
建国后的鞍山，随着一五时期的支援鞍钢建设和156工程的三大工程建设，鞍山的城市人口数量和结构发展重大变化，人口迅速膨胀，人才处于净流入状态，鞍山市被定义为为鞍钢提供生产辅助、生活保障的城市，并以此建立了地方经济、教育、医疗、文化等诸多机构，隶属于冶金部的冶金研究、设计、施工、维护、高等学校等机构也在鞍山落户。这一切的变化，使得鞍山在建国初期率先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城市，并迅速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该部分的理论，见区域产业经济理论，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的论文。
据此，鞍钢与鞍山在经济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后期，在1990年代，鞍钢对口支援了鞍山部分地方企业的技术、人才和资金，和两千年后，部分鞍钢教育、医疗、生活附属企业转为市属企业，更加强了鞍钢和地方之间的联系。
3、 政治方面
鞍钢主要领导干部在建国初期直至改革开放，兼任鞍山市委书记、工会主席等职位，也向鞍山其他委办局输出了大量的干部，其工作思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也从联合大生产的管理模式，带入政府管理过程中，其共同的工作经历也将该部分群体结合在一起，形成上世纪鞍山地方政府的主要政治力量，形成独特的政治理念、政治行为。
4、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主要由鞍钢人口数量和人口聚居特点、鞍钢工人行为消费特点和业余生活特点所形成
鞍山的工业城市格局，早就了极高的人口密度，以铁东区为例，面积35平方公里，人口接近50万，密度最高的对炉街道0.8平方公里有5万多人口，这个人口密度可以与任何一个一线城市相比较，加之稳定的城市人均收入，因此具有良好的商业消费能力。
城市快速发展形成的城区不同居住人群差异，带来不同主城区之间的商业格局和消费方式的巨大差异性，这使得消费娱乐的经营者在商业选址、产品服务标准、经营特色、管理模式上，会因城区的不同而不同。
五、 新时期鞍钢的企业文化缺陷对鞍山城市发展的影响
1、计划经济时期的“长子文化”、“齿轮文化”的骄傲和市场经济下的困顿
鞍钢在伪满时期、建国初期形成的技术先进性、管理先进性、生产重要性和对其他冶金企业的支援建设，形成了“钢铁工业摇篮”和“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的长子文化，这种“长子文化”，又促进了后期的无私奉献精神，并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因素，而不企业经营的市场因素和经济因素，违背了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新时期，即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宝钢全面引进新日铁生产、管理技术，和市场化经营、全面竞争之后，这种长子文化成为保守、依靠、自闭的象征，更是一种负担。
联合大生产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科学管理时代，造就了鞍钢“三老四严”“螺丝钉”精神的齿轮文化，企业内部严格分工协作、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保障了作为大型组织的有效运行，在计划经济时代，鞍钢更像是在国家计划体制下的一个大型生产车间，没有自主的经营权力，也不用考虑市场竞争要素，甚至成本都是次要的考虑因素，数量和质量成为那个时期考虑的主要目标
在新时期，这种管理模式受到挑战，尤其是在参与市场竞争时，需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更要保持内生的创新精神，而这种齿轮文化极大的制约了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发挥，也就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
这种创新文化的缺失同样影响到2000之后，尤其是在信息化社会，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转型升级过程中，在思维方式、创新意识上，落后于全国的其他城市，地方经济也依然愿意依赖于传统发展所获得的经验和收益，新兴经济体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远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鞍山如同其他东北工业城市，在新一轮竞争中失去了思维上的优势。
2、爱岗敬业、爱厂如家的企业忠诚归属文化受到的道德冲击
在计划体制下，鞍钢实行企业办社会用来保障职工的生活基础，让职工没有后顾之忧，使得职工有能力全力投入到生产工作中，进而提出“爱岗敬业”“爱厂如家”“无私奉献”的孟泰精神、雷锋精神，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保障鞍钢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在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鞍钢开始剥离辅业，进行下岗分流，尤其是对尚失人才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的40、50人员的分流，极大的冲击了该部分人群的价值观和社会伦理，对鞍钢原有的文化精神造成重大破坏，鞍钢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是失去。
鞍钢的管理模式和人员晋升机制，使得鞍钢难以吸收外部高层次人才加入决策机构，现有决策层面的人员多来自于生产和技术背景，对市场的反应慢、适应力不强，内部体制的僵化，加剧了大型组织的官僚化特征；加上近些年，新鲜血液的年轻人才不能快速提拔到管理岗位，固有的模式又难以撼动，组织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仅仅依靠外部的刺激作出的经营决策，总是落后于时代和市场的发展。
由鞍钢改制转型带来的道德文化上的冲击，蔓延到鞍山这个城市，依赖于“契约精神”的市场经济，在鞍山失去了生根发芽的基础，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和年轻人的外流，又使得这块土地失去了发展变革的活力，与国内其他工业化城市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一样，成为东北振兴中绕不过去的瓶颈。
百年鞍山由鞍钢的百年所牵动，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由构成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构成，回顾鞍山的百年发展，从历史的传统和文化的内在逻辑寻找到鞍山文化的基因，才能在新的东北振兴中，抓住内在的城市发展本质，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引导和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