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虑政策出台和实施之后的利益影响、舆论影响、社会影响，杜绝“好事蛮办”，摒弃“好事虚办”，警惕“好事滥办”，才能防止“负溢出效应”，真正落实好意、办成好事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多地出台了大同小异的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即如果项目失败，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然而，该类政策不仅引来舆论争议，也遭遇市场冷遇。一位投资者道出其中关键：投资公司最重信誉。凡是去申请政府补贴的投资机构，就等于证明自己是个失败者，政府需要你证明自己的无能才来补贴你，这是什么商业逻辑呢？旨在鼓励投资的政策，却被投资者敬而远之，这让人反思公共政策“初衷”与“效果”之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工作要注意“时度效”，最终要看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揆诸公共政策，就是要有“效果意识”，考虑政策出台和实施之后的利益影响、舆论影响、社会影响，多角度考量、全方位把握，尤其是要换位到利益受损群体的角度想想，以底线意识防止“负溢出效应”。

　　现实中，有不少抱着良好初衷的公共政策，由于少了点“效果导向”，往往横生枝节，甚至好心办坏事。比如，为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而强制铲除原有作物，为了实现产业扶贫而盲目跟风上马一些项目，引发公众不满；为了市容整洁而对小商小贩“一刀切”，在争议声中被叫停。这样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决策浪费”，更侵蚀到政府公信。

　　公共政策事关公众福祉，考量政策出台后的利益影响、舆论影响、社会影响等，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这要求决策者的思考，行走在科学的轨道，避免陷入各种误区。比如，过于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只考虑局部利益而忽略利益平衡，只看到短期的积极效益而轻视长远的次生影响，片面强调对目标群体的好处而忽视对利益受损群体的补偿，只注重决策的合理性而忽视做好相关配套的必要性。绕开这些误区，决策才称得上科学，也才能从源头保证效果。

　　而对政策效果做出前瞻性预测，则有赖于决策前的扎实调研。许多好政策施行后才暴露出许多原来未曾想到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有的眼睛朝上瞅着领导的偏好，而非身子朝下了解群众的需求；有的一线调研蜻蜓点水多，办公室里机械照搬国外经验多；有的选择性采纳有利于方案通过的信息，对政策依赖的具体环境视而不见，对专家的建议与警告充耳不闻。如果事前考察不足、不准，再怎么强调“效果意识”，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效果好不好，归根到底是群众说了算。把民意请进门，是“效果意识”的必然要求。要知道，没有公众的参与，就没有民意的护航，本应在决策之前完成的意见交锋和利益博弈，就会延宕到决策实施当中，为决策推行埋设暗礁。公众参与不仅是民主程序的要求，也能检视修正专业主义、工具理性的盲点。可以说，民意是决策过程中的活性炭，能去除影响决策效果的有害杂质——那些未曾看到的风险、没能觉察的隐患。以欠缺专业知识而排斥公众参与、以“一提涨价就反对”而认为公众“非理性”的观点，无疑片面而偏颇，容易让决策失去最基本的公共性。

　　保持“效果意识”，公共政策不仅要制定好，还要解释好。“舆论者，造因之无上乘也，一切事业之母也。”在很大程度上，舆情就是民情，舆论代表民意。要意识到，选择合适的公布时机与方式，采取恰当的应对态度与策略，是推动政策实施的基本要求。在众声喧哗的“舆论敏感期”，公共政策需要“舆论反应评估”，把舆情反馈纳入决策过程，做好群众关切的回应预案、社会质疑的权威解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群众办实事既要有诚心，也要讲方法”。脱离实际地“浑沌开窍”、一厢情愿地“帮蝶破茧”、罔顾规律地“拔苗助长”，只会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始终以“效果意识”审视政策，杜绝“好事蛮办”，摒弃“好事虚办”，防止“好事滥办”，才能真正落实好意、办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