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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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外包:企业也能干“政事”?(本文观点不代表本网站)

在无锡,恰恰最不像“外包”的党群指

导员制度,引发最大的争议,而“外包”这个词,暂时也变成了当地的“敏感词”。西安一个区政府将社会经

济十年发展规划整体外包,过去这是地方发改委的活。


宁波市主要官员在市委党校举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讲座。政府的政务行为正面临更复杂的决策,而各地出

现的十二五规划课题招标与之前相比已是很大的突破。 (宁波干部党员学习网/图)

党务也能外包?

“很难解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说。在她的研究领域中,“外包”作为一个特定的词,主要

指的就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实质是对公共资源使用的新模式的探讨。“党务至少不属于公共服务。”

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公共服务外包”制度被引入中国,由于其既切合中国提高政府效能需要,又没有意识

形态色彩,“外包”很快得到效仿和推广;不过,当它被引入党务部门,却从热词变成了敏感词。

4个月前,苏南城市无锡的党报称,在无锡新区,从党建研究、形象宣传到文体活动,甚至基层党组织组建,都

不同程度外包给企业、科研院所等机构。不过现在,官员们对此保持沉默。

“省里觉得‘外包’这个词不太妥当。”无锡新区管委会一位官员强调,准确的叫法是“党建事务外包”。

而同样地处江苏的南京市鼓楼区,现在则不断把各种政府事务列入“外包”行列,自2003年起,他们陆续把养

老服务、街道打扫和菜市场门口管理交给了企业。

这种现象看起来并不新鲜,也不敏感。不过,按照鼓楼区5月专门出台的文件,该区还将规划编制、统计、论证

、咨询、课题调查研究等事项,都列入外包范围。

另外一些事情则更隐秘些,国内知名咨询企业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透露,在过去的多年中,其与中央和地方党

务部门均有过合作,只是“不太说”。他曾为纪委征询过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还协助某市党委调查当地党

员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真实了解情况。

“多数客户要求保密,”袁岳说,“我们跟北京市政府几乎所有部门都有过合作。”

自去年起,各地政府已经掀起了一个外包十二五规划部分课题的风潮。而袁岳最为看重的,则是他们正在为西

安一个区政府所做的社会经济十年发展规划——这样一个涉及政府核心决策的政府规划,是由一家企业来操作

,其标志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从最初的产品到公共服务,再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职能,“外包”越来越接近政府权力中

心。而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党务外包又给官员和学者们出了道新题。

不必敏感的敏感了

事实上,无锡的党务外包改革和中国其它改革的逻辑并无二致,都是为了解决实际困难。

2007年底,无锡新区管委会迎来巨大挑战——当年江苏省启动非公企业党组织工作组建工作,这个人口60多万

、企业云集的区域压力剧增。无锡新区管委会组织部仅11人,却挂了12块牌子。

14名“党群指导员”被招募进来,他们每两人分成一组,负责在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企业工会和党组织的组建。

此后,外包还扩展至其他党群事务。比如,他们在江南大学设研究中心,负责党建课题研究;委托广告设计公

司设计党建品牌形象标志;委托央视制作宣传MTV;将一些文体活动交由专业公司或协会运作。

无锡新区官员对党建事务外包小心翼翼,极力强调作为发包方的党组织没有失去控制权。新区组织部部长刘明

邦接受江苏《党的生活》杂志采访时表示,核心而保密的业务不能外包,反之则可以外包,有些核心又非保密

的业务可以半包。

他举例说,民主测评、干部考察、班子调整不能外包,有些干部工作可以半包,比如干部监督。而党群组织的

组建属于核心业务,采取半包方式,“组建的关键环节,我们是抓在手上的,比如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的确定

,指导员顶多有个建议权。”

据此前媒体公开报道,党群指导员每月工资1000元,并根据建立党群组织的数目发放奖金。他们一年须完成建

立12个党群组织的任务,否则基本工资打折。

不过,在位于无锡新区行政审批中心5楼的“党群指导员办公室”,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自首批指导员之后,

后续递补进入的指导员没有再签订合同。而他们亦没有意识到自己“承包方”的身份——他们认为自己像组织

部的编外聘用人员,每天打卡上下班,有时也抱怨待遇太低。

然而,恰恰最不像“外包”的党群指导员制度,引发最大的争议——《党的生活》杂志专门刊载当地十多位党

务干部以及专家文章,赞成者与反对者观点激烈交锋。

在经过了一轮宣传之后,遭受争议的当地官员选择了沉默。无锡市委组织部和无锡新区管委会组织部都拒绝接

受采访。新区组织部副部长冯惠兴说,目前的做法尚有不成熟之处,暂时不宜再公开宣传。本报记者从多个渠

道获悉,新区计划与江苏省党建会合作专门组织一次研讨会。

按照此前的规划,无锡新区组织部还打算成立“党群服务中心”,注册为非营利企业,既当发包方,也当接包

方。不过,《党的生活》杂志点评道:谁来当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组织部门权力介入到什么程度?街道、

企业会不会想,这个公司是组织部办的,不给它包行吗?

实用主义推动的外包潮

如果跳出严格的制度概念,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无论党务或是政务,“外包”的动机很相似——通过社会化、

市场化手段,既省钱省力,又提高效率。而政务外包,更是谨慎而又实用主义。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最近的一个计划被区政府否决。该局原本打算设立一个事业单位,专司学校后勤工作,但

到区长办公会上,被要求改向社会直接购买服务。“想法是好的,路子不对。”区政府一位官员说,“又养了

一拨人,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办得好。”

更重要的是,该区已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能外包的要外包——今年5月,鼓楼区政府专门成立“政府公共服务外包

”推进工作领导小组,下属部门一把手都自动成为小组成员,这也意味着所有部门都成为改革对象,“有限政

府无限服务”理念被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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